说到乌衣巷，又让我们想到了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据说三国时期，吴国保卫京城的的禁卫部队驻扎在秦淮河南岸，因这些部队的官兵都身穿黑色军服，所以人们便把这驻地称为“乌衣巷”了。用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看，三国孙氏定都南京，带来不少中原贵族，是中原经济文化第一次向江南的大转移。

乌衣巷口，王谢堂前，这让我回忆起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第二次大转移。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知道，魏晋以前，江南特别是现在称作鱼米之乡的东部江南，竟是一块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西晋末年的中原大乱，被封为山东琅琊王的司马睿带着大批贵族（史载有百家大族）在扬州渡过长江，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这些世家大族不但人口众多，而且财力雄厚，势力强大。史书上说，与司马睿长期共事并出谋划策的王导，被时人称为“王与马，共天下”。而另一个大族谢氏原居河南，与王氏同时过江，其经济实力也非常了得。这之后，中原又陷入十六国大乱，又有一批批中原富户迁入江南。他们凭着巨大的财力，又带来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南方生产力迅速提高，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可喜局面。

偏安江南的司马氏政权正是靠着中原贵族和江东旧贵族的支撑才得以生存，所以，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对贵族也放纵起来。于是，贵族们的享乐之风甚嚣尘上。于是，从上游的桃叶渡到下游的朱雀桥，十里秦淮河两岸就出现了不少贵族府邸。而其中最繁华的部分就是乌衣巷了。

乌衣巷还出了东晋几位文化名人。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和画家顾恺之的故事至今脍炙人口。其中王献之迎接其妾桃叶的渡口，给这一区域带来爱的温情和桃花颜色。相传王献之的爱妾桃叶与其妹桃根乘舟来到这里，王献之来到渡口迎接，作《桃叶歌》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从此，这一渡口便被称为“桃叶渡”了。

从南朝开始，秦淮河两岸便出现了酒家林立、商船昼夜往来的景色。于是许多歌女寄身其中，轻歌曼舞、丝竹飘缈、灯红酒绿，文人才子流连其间，从此拉开了这一带风月金粉的序幕。

南朝宋、齐、梁、陈的权力更迭多是篡位夺权，对秦淮河没有多大的破坏性，灯红酒绿的风情一直沿续下来。可是在公元548年发生的侯景之乱，叛军最先占领了秦淮河南岸，然后越河直入建康，兵锋所向，野草闲花为之失色。

后来，伴着陈后主“玉树后庭花”歌声的沉寂，秦淮河一带的风月顿失。待到隋灭陈后，特别是唐王朝定都长安，秦淮河的繁华竟渐渐衰落下去，引来无数文人骚客的叹惋和凭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曲悠长的歌，唱得人心旌震颤。

秦淮河艳冶之风复苏大约是在晚唐五代时期，南唐的李景李煜两个帝王让金陵重新步入“金粉东南”的轨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包括曾编过《花间集》的温庭筠、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在内的南唐统治者们，自知无法与北宋争锋，于是就苟且偷安地享乐一天是一天了。直到北宋大将曹彬和平进入金陵，唐后主李煜唱出了“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以及他被囚北宋后咏叹的“想那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挤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我来到灯火阑珊处的夫子庙前。据史书上说，南京夫子庙最早建成于南宋，与它同时建成的还有与之毗邻的江南贡院。而且正是从那时开始，秦淮河便又焕发了青春，并一直兴盛到明清，延续到民国。

夫子庙、贡院都是读书人常去的地方，而一旦和读书人特别的年轻读书人扯到一起，那它的风流韵事就肯定少不了。有宋一代，理学盛行，但娼妓业却被朝廷认可，看来人性到底还是战胜了理性。

贡院是古代读书人考取功名的地方，临近大考时，江南（今安徽东苏）考生们云集于此，于是卖文房四宝的，卖食品小吃的，卖图书字画的，摇卦算命的，甚至那些出卖色相的妓女都混迹于此，于是，这里就成了一个花花世界。待到明朝迁都北京，南京贡院作为南选考场仍热闹非常，并且形成了最著名的色情风月场所。

明末清初在秦淮河出现的妓女之多没法统计，仅“秦淮八艳”的风流韵事就够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写出多部书了。《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秦淮闻见录》、《白门柳传奇》，就连学问大家陈寅恪也不甘寂寞，写出了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别传》。

至于说到市井中的妓女文化和性文化方面的杂书，在明朝出现的就更多了。一些专有名词，诸如老鸨（妓院老板）、梳拢（现在称“开处”）、缠头（梳拢用的钱）、龟子（妓院男老板）、虔婆（妓院女老板）、落籍（向官方领取妓女手续）、青楼、卖笑、接客、赎身、从良等等，不一而足。

妓女的大量出现与宋明之际的商品经济发展有关，随着商人的大量出现和经商活动的活跃，商人们长年身在他乡，为了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走进青楼，金钱和美女便更紧密地连系在了一起。